“漂亮而稳定的蓝色”并不像其他的色相，经常出现在自然界之中。但是作为三原色之一的蓝色，必然会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这让如何取得蓝色色料成为了艺术史、材料学中一个讨论至今话题。欧洲非洲区域在工业革命和化学合成颜料发明之前，画家们使用的蓝色，主要是原产于阿富汗的半宝石“青金石 Lazuli Stones”。这种取得不易的色料价格高过于黄金，在欧洲和北非洲大多只有宗教或神话题材中，描绘尊贵无瑕的神灵时使用。这也让蓝色颜料，成为了图像学当中另类而特殊的存在。在东方的水墨画、胶彩画之中，石青产自蓝铜矿、石绿产自孔雀石、花青产自蓼属植物。无论自半宝石或是植物，也都是矿藏稀少或不易提炼的原料。除了唐宋时期的“青绿山水”会使用绿色和少量的蓝色之外，绘画上鲜少出现蓝色。东方也经常将青、蓝、靛这些色相混为一谈。然而远在大洋彼方的中美洲，似乎有着不同的情景。玛雅文明 Maya早在八世纪就盛行了纯度颇高的玛雅蓝 Maya Blue。这种成份特殊的蓝色涂料，在当地被广泛运用在壁画之中。甚至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玛雅蓝最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出现在了契琴伊萨城ancient city of Chichén Itzá(注)之中。

许多人都相信：大唐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所以女性的服装华丽、奔放、性感──这个印象大概来自《满城尽带黄金甲》、《武媚娘传奇》之类的影视作品，而入宋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个人的自由受到束缚，女性的服饰风格开始变得拘谨、呆板。 甚至还有人演绎说：“宋朝服饰保守，穿着也较麻烦，层层叠叠，像包粽子似的把美丽的女人包裹起来。也许是宋朝人的思想太狭隘，生怕自己的老婆被别的居心不良的男人偷瞧了去，所以一改唐朝大胆前卫的作风，用服饰将女人包裹了起来。” 每当看到这样的说法，我就有点忍俊不禁。网友这么想当然也就罢了，一些研究者也持类似的看法，就很不应该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就是那个写《大唐狄公案》的荷兰小说家）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房内考》，里面比较了唐宋女性服饰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女子的脖子是裸露的，大部分胸部也常常裸露在外。尤其是舞女更是如此。……显然唐代的中国人并不反对袒露颈部和胸部。可是在宋代和宋以后，胸部和颈部都先是用衣衫的上缘遮盖起来，后是用内衣高而紧的领子遮盖起来。直到今天（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高领仍是中国女装的一个显著特点。” 高罗佩毕竟是外国人，也许写作时未能接触到更多的宋代绘画，因而才得出宋代女性的“胸部和颈部都遮盖起来”的结论。 其实很多宋画都可以说明高罗佩之论未免有些目食耳视。

​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Musée du Louvre一再成为各种艺文工作者津津乐道的指标。馆内收藏的三大镇馆之宝：米洛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和蒙娜丽莎，到维梅尔、卡拉瓦乔等等大师的经典名作，以及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都为世人提供了美感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素材。也在连结经典与当代艺术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除了小说《达芬奇密码》中的轶事之外，这座神秘的宫殿还有那些有趣的背景故事呢？

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ICOM），是关于博物馆学及博物馆管理和运转等的国际性非政府间组织，于1946年11月在法国巴黎成立。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1届会议上，将博物馆正式定义为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1977年5月18日定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

新年伊始，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去世，这位被称为「美国概念艺术教父」的人，对上个世纪下半叶影响深远。借此，来回顾下百年间的艺术。任何一个致力于创作的青年，无一不把描绘他所处的时代奉为圭臬。但现实与作品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大部分创作者拒绝它、抵抗它，只有极少数创作者将现实随身携带，比如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肯定它、消化它，在负重中生长出独特的姿态，相对于历史的其他时期。

提到美国画家惠斯勒（James Whistler，1834﹣1903），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他那幅《母亲的画像》，说这件肖像作品是这位印象派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毫不为过。画中的母亲上了年纪，身着黑色长裙，戴乳白色精致头纱，坐在椅子上，严肃，安详，优雅。惠特勒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他一直与母亲相伴，母子之间的感情绵密且深沉。在这幅作品中，三十七岁的画家用极度克制且谨严的笔法描画母亲，可见他对于眼前这位将自己抚养长大的妇人，心中必是存了难以言说的温情与敬意。三角形的稳固构图（画中人的头顶、脚尖以及椅脚位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以及黑、白、灰三色为主的简朴色调，与这位十九世纪画家崇尚的和谐之美对照来看，也格外契合。

艺术家面对生命的困境，常透过创作抒发情绪，画出不少作品。但去年12月底，美国布兰德斯国际商学院（Brande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经济学教授格拉迪（Kathryn Graddy）提出新论点，艺术家遭遇亲友去世的打击，不见得会创作出最好的作品，那个时期的作品也不会卖得特别好。研究报告《死亡，丧亲之痛和创造力》证实人们情绪波动与艺术创作有关，但痛苦必然增加艺术创造力则是一种迷思。格拉迪表示，研究结果一点也不糟糕，反而令人心情振奋，这说明人们不一定要经历丧亲之痛，才能变得有创造力。不过，美国《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艺评家普莉斯拉（Priscilla Frank）不太认同格拉迪的论点。她认为格拉迪的样本数不足，48位艺术家多为白人男性，只有艾格尼丝‧马丁与爱莉丝‧妮勒（Alice Neel）两位女性艺术家，同时研究报告也忽略生活贫困、身体病痛、药物成瘾、政治压迫等痛苦来源，内容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