蚱蜢和蟋蟀都是常入画的昆虫，相较之下，画蝗虫的作品就没那么多，也许是因为蝗虫和蚕一样，都很常见，不够格作为描绘的对象吧!蝗虫在西方象征破坏和灾厄，可以说是农耕社会的一大公敌。《圣经·旧约·出埃及记》里从天而降的蝗灾，就是侵袭违背神意的埃及的十大灾厄之一。此外，《圣经·新约·启示录》描写了人类受苦的无底坑冒出烟来，成群的蝗虫随着烟蜂拥而出的情景。这群蝗虫形体像马，头戴金冠，还长着人脸、蝎子的尾巴和毒针，后来被解释成不信耶稣的群众。法国南部圣萨万修道院的壁画《蝗灾》(Plague of Locusts)就描绘了这个主题。

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而言，原始文明产生的工艺品很有意思，他们在西方人类学博物馆的原始部落物品中得到了灵感，例如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 – 1973）的立体派画风，加入了非洲面具的风味；也有艺术家深深地为原始概念中“人类自然纯粹的天性”而倾倒，不远千里地前往他们所认知的原始地区，去寻求人类的本真，高更（Paul Gauguin, 1848 – 1903）就曾前赴法国布列塔尼乡村和大溪地，去追寻人类文明的根基。

艺术史从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1550年出版《艺苑名人传》开始，至今约六百余年，漫长的时间里发展出许多不同研究方法与理论，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精神分析原属于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学派及治疗技术，作为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究竟精神分析如何与艺术史产生关连？又该如何将精神分析理论基础运用于艺术史研究呢？

2017年由美国好莱坞女星Alyssa Milano发起反性侵、反性骚扰的#me too运动，延伸至许多国家，让被尘封的过往伤痛一一浮现，目的是唤醒社会的注意，呼吁受害者停止沉默，勇于为自身权利发声。例如，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Araki Nobuyoshi, 1940-）的缪思KaoRi，最近公开指出荒木经惟对她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她因为被有色眼光看待，在生活上受到许多批评。若先撇除两者主雇之间的利害关系，关注在摄影者、被摄者与作品，我们便会发现观看的行为，攸关性别意识和性别权力关系。借此，我们来回顾一下性别研究在艺术史的发展。

欧美的推特（Twitter）在2018年时曾流行起一个#notalion（不是狮子）的主题标签（hashtag），各种令人发噱的中世纪“狮子”图样倾巢而出，配上作者看图说故事的对白，得到广大乡民们的热烈响应。现今人们以猎奇的眼光，看这些创作于中世纪、或称得上中世纪风格的狮子觉得有趣。也不禁让人想问当时的人，到底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不像狮子的图像？

​尽管人体是艺术永恒的主题，然而并非所有身体都被一视同仁地加以重视;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些图像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另一些则饱受蔑视和谴责。西方有关人体的概念和图像受古希腊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后者笃信众神以人形出现，而身材完美无缺的人类映射了众神的理想美。希腊造型艺术通常表现完整、年轻和健康的人体，其身体构造符合希腊文化所公认的最完美比例—在希腊人看来全人类都无比神往的尽善尽美的典范。文艺复兴以后，希腊对于身体美的理想典范在欧洲艺术中随处可见。即便在今天，包括雕塑家罗伯特·格雷厄姆( Robert Graham)、摄影师乔克·斯特格斯( Jock Sturges)、画家梅尔·拉莫斯( Mel ramos)、卡洛·玛丽亚·马里亚尼( Carlo Maria Mariani)在内的些艺术家，仍在年轻优美的人体这样的古典意象的基础之上，继续创造出各种新的变体。

过去普遍的看法认为工艺美术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可是古代工艺美术的创造除了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参与其中作出了贡献之外，上层的文化精英士大夫对古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有事实根据的，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不能回避这一重大的问题，要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创造史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考察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历程，会看到上层的文化精英对工艺美术品质的提升，对工艺美术的发展，对工艺美术的风格的演变，对工艺美术的精致化、高雅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决定了工艺美术发展的方向，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审美风格的演化，决定了工艺美术的消费趋向，特别是上层文化精英士大夫的思想价值观、审美观等对工艺美术创造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