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后期，经济与技术发展惊人的日本，在汽车产业及农业等方面开始和美国产生贸易失衡，引发当时称为Japan bashing的反日情绪。在泡沫经济时代的高峰期，日本企业收购哥伦比亚影业、洛克斐勒中心等，在欧美艺术拍场上，日籍资产家也以高价竞标得标，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当时，也有几个展览以前卫形式展出日本战后艺术史和日本当代艺术最新动向。

初唐的许多画家是经历北齐、北周、隋，而后入唐的家族世袭间家。他们不但是职业画家，而且是世袭的，在朝廷担任重要的官职也具备着某种“门阀性”。尉迟跋质那传子尉迟乙僧，阎毗传于阎立德、阎立本，都是明显的例子。阎毗在北周、隋，以精于建筑、雕刻、工艺设计，在官廷中包揽建设工程，北周武帝甚至把女儿清都公主下嫁给他。隋炀帝时，阎毗监修军器重舆，总管长城、运河的修筑工程。唐初，阎立德继承父业，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有关他的记录说:“武德中，(立德)为尚衣奉御，造衮冕大裘等六服、腰舆、伞扇，咸得妙制。贞观初，为将作大匠，造翠微、玉华宫。官至工部尚书，封大安县公。”从这些数据来看，唐代的艺术工作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分相似，不但是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设计;乃至于器具、武器的制造，全部一手包揽，而且也密切与皇室贵族配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是从中古庄园向近代城市国家过渡的时期，艺术家的职能与社会地位，就与唐有类似之处。

谈到了十八世纪西洋艺术中风景概念的广泛运用，上至精良油画、下至复制画册；远到周游列国、近到自家田地。来到十九世纪，则不得不先谈到工业化的进程，它对景观的冲击以及欧洲艺术家的回应方式。首先，国内常以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称呼十八世纪末始于英国一连串机械取代人力的革新。国内教科书并采国外说法，以苏格兰发明家瓦特（J. Watt）应用蒸汽机的1776年，称为工业革命年。事实上，近二十年来，欧美学界已少用工业革命一词，更常用的是工业化一词（Industrialization：字首大写专指十八至十九世纪；字首小写则泛指一般工业化历程）。因为工业化一词更能凸显一段进程，包容更多社会经济面向，而非专指技术的突破。此外，工业革命一词的铸成，部分也因为上个世纪学者将之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相提并论，欲营造十八世纪下半叶为破旧立新之时代的结果。

鲁哀公获麟这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至今未有定论。然而它俨然成为经典的中国政治寓言，让历朝统治者引以为戒。无知宰杀带来吉兆的神兽之罪过，严重程度似乎堪比滥杀无辜、民不聊生等的政治错误，让当今社会难以理解，但这却形成渊远流长的传统学问，南朝史学家沈约即撰写《宋书‧符瑞志》，娓娓道来历代帝王遇到的吉祥征兆及所发生的故事。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隋代绘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初唐绘画则承袭隋风，颇尚法度，但渐呈新貌。至盛唐则完成了风格的转变。此时，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健美飞动。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含宗教画)与山水画，呈现了唐代绘画灿烂辉煌的卓越成就。与吴道子并称的王维自文人画兴起之后，更被奉为神明。中晚唐的绘画又有了新的变异，流风余韵，波及五代。唐代以后中国美术基本上没有脱离唐代绘画的规范，继续沿着唐代审美的道路发展。

何谓“艺术史”？顾名思义会让人联想到“艺术的历史”。此说法没有错，但不免过于简单与笼统。其实，艺术根植于社会，其进展与社会变迁和文化历史息息相关，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因此，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是透过社会学和历史考察，去了解特定时期的生活背景，呈现当时创作者、作品及其他环境因子，如何相互关联，如何适应彼此而产生变化，更进一步去定位画家及作品的价值。透过这些画家、作品以及当时的政经社会，也能进一步勾勒出“艺术史”的面貌。艺术史所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或一件作品，还要考虑到周边的人事物、社交网络、事业发展、地缘关系、赞助者等等，因此，艺术史是透过不同学科交会建构而成的一门学问。

眼镜是生活用品,也是作为饰品的物件,关于其起源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以13世纪末由意大利人发明一说较具代表性。戴眼镜也成了学者和神职人员的典型特征;从最初的眼镜发展出的放大镜,成为看近物时普遍使用的物品。长久以来,眼镜成为表现学识和教养的小道具,同时也是五感”中代表“视觉”的媒介,此外也含有短视、愚昧与偏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