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道教思想中，仙人居住在山中的仙境里，然而，要进入仙人的国度，必须透过一个特定的洞穴入口，称为“洞天”。因此，山水画经常被用来表现仙境，藉由画家的想像，营造出一个非人间的山水林泉之境。其中，青绿山水艳丽饱满的色调，经常被用来表现仙境的唯美景致。《海天旭日图》卷，即展现了漂浮于海面上的华丽仙境，数座岛屿上绵延着重重青绿山脉，白色卷云缭绕其中，一只小龙正飞跃云端；山谷中座落着城墙、楼阁、房舍、佛塔、寺观、小桥，还有水车、田畦，然而画中人烟稀少，点景人物极小，展现清冷静谧的奇异氛围。

现代人提及有千年历史清明节，多半首先想到扫墓祭祖、缅怀故人的惯例，其典故来自于“刘邦寻坟”的故事：谣传汉高祖刘邦为了找寻因连年战事而久未修整、隐匿于杂草之中的父母之墓，将一张纸撕碎抛至空中，纸片便落至其父母的坟墓上，风吹不动。刘邦立即令人重整之，往后每逢清明节必到坟上祭拜，民间也因此形成“扫墓”、“压墓纸”的习俗，以示一座坟墓有人祭扫。尽管来源典故和既成习俗的基调皆稍显严肃，清明节却也具备轻松愉快的面向，代表着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节气，是唯一同时指涉气象特征和民俗内涵的“节” 。谣传着于光绪年间的《岁时百问》曰：“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约在国历的四月四日或五日，此时天气渐暖、草木渐长、大地呈现一片气清景明，十分适合出外郊游，宋代诗人吴惟信更在《苏堤清明即事》提到清明时节“游子寻春半出城”，因此清明节也有“踏青节”之称。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与清明节首选活动之一“游春踏青”相关的画作。

“寒鸦”图像是中国文人绘画的传统母题。元代以后，“寒鸦”图像在文人画中大量出现，在中国晚期绘画中，该图像已成为文人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以元代艺术的另一杰出代表———元曲作为参照，将元曲中的“寒鸦”意象作为解读元代及后世绘画中“寒鸦”图像的切入点，译解“寒鸦”图像所蕴藏的主要内涵。对“寒鸦”图像的译解不但提供了理解元代绘画所开创的新格局的新角度，同时，“寒鸦”图像也是进入元代及后世文人画家精神世界的钥匙。

失意文人面临着科举不成，如何维生的难题。在科举无望之后，他们被当地的有钱人说服，被雇用来从事文字编辑工作。对于失意的文人来说，如果无法创作书画作品，出版业是他们较能掌握的行当，既能用来营生又能博取声名。然而，这种在万历年间利用出版来博取声名，甚至借以明志的做法，或许是从宫廷就开始蔓延开来的风潮。在万历初年刚刚掌权的张居正（1525-1582）知道，改革的路上充满障碍，于是利用“出版”这项利器来为自己的政治改革铺路。

1980 年代后期，经济与技术发展惊人的日本，在汽车产业及农业等方面开始和美国产生贸易失衡，引发当时称为Japan bashing的反日情绪。在泡沫经济时代的高峰期，日本企业收购哥伦比亚影业、洛克斐勒中心等，在欧美艺术拍场上，日籍资产家也以高价竞标得标，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当时，也有几个展览以前卫形式展出日本战后艺术史和日本当代艺术最新动向。

初唐的许多画家是经历北齐、北周、隋，而后入唐的家族世袭间家。他们不但是职业画家，而且是世袭的，在朝廷担任重要的官职也具备着某种“门阀性”。尉迟跋质那传子尉迟乙僧，阎毗传于阎立德、阎立本，都是明显的例子。阎毗在北周、隋，以精于建筑、雕刻、工艺设计，在官廷中包揽建设工程，北周武帝甚至把女儿清都公主下嫁给他。隋炀帝时，阎毗监修军器重舆，总管长城、运河的修筑工程。唐初，阎立德继承父业，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有关他的记录说:“武德中，(立德)为尚衣奉御，造衮冕大裘等六服、腰舆、伞扇，咸得妙制。贞观初，为将作大匠，造翠微、玉华宫。官至工部尚书，封大安县公。”从这些数据来看，唐代的艺术工作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分相似，不但是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设计;乃至于器具、武器的制造，全部一手包揽，而且也密切与皇室贵族配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是从中古庄园向近代城市国家过渡的时期，艺术家的职能与社会地位，就与唐有类似之处。

谈到了十八世纪西洋艺术中风景概念的广泛运用，上至精良油画、下至复制画册；远到周游列国、近到自家田地。来到十九世纪，则不得不先谈到工业化的进程，它对景观的冲击以及欧洲艺术家的回应方式。首先，国内常以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称呼十八世纪末始于英国一连串机械取代人力的革新。国内教科书并采国外说法，以苏格兰发明家瓦特（J. Watt）应用蒸汽机的1776年，称为工业革命年。事实上，近二十年来，欧美学界已少用工业革命一词，更常用的是工业化一词（Industrialization：字首大写专指十八至十九世纪；字首小写则泛指一般工业化历程）。因为工业化一词更能凸显一段进程，包容更多社会经济面向，而非专指技术的突破。此外，工业革命一词的铸成，部分也因为上个世纪学者将之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相提并论，欲营造十八世纪下半叶为破旧立新之时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