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疏似树，质则非木，高舒垂荫，异秀延瞩，厥实惟甘，味之无足。” 这是东晋卞承之在《甘蕉赞》中对于芭蕉的形、质、姿、味的形象描绘。芭蕉，又名甘蕉、绿天、扇仙、甘露树等，是常绿多年生大型草本植物，性喜温暖，耐寒性弱。它原产中国南部，在长江以南地区广为种植，日本及东南亚亦有栽培。芭蕉在中国的诗词、绘画、瓷器、玉器、漆器和木雕中无处不在。然而在学界，与芭蕉有关的专著、论文、展览却十分匮乏。基于此种原因，小编选择了体现芭蕉几种不同图像特征的代表性文物，共分为夏季芭蕉、雪映芭蕉、文士书蕉三大模块，以期丰富观者对于芭蕉题材作品的认识。

“扬州八怪”是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期活跃于扬州，画风奇特的一个画家群体的称谓。“八怪”并非只有八人，而是一个十余人的画家群体，公认的有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另外列入“八怪”的画家还有华喦、高凤翰、边寿民、闵贞、陈撰等，故后世也称其为“扬州画派”。 虽称为“怪”，实则为新。他们的书画，取法于传统文人画写意的范式，又根据他们不同的审美、性格给予创造和变化，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令人过目难忘。在艺术表现上，善用水墨写意技法，强调写神，并赋予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注重诗书画的有机结合，有的以书法笔意入画。扬州八怪的作品都极具深刻的思想内涵，艺术格调清新放，不落窠臼，独辟蹊径。 清代流行的是“四王”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受上层统治者喜欢。但扬州市场经济发达，商人(盐商）也需要附庸风雅，“扬州八怪”的字画受到了他们的追捧。而“扬州八怪”为了生存，很多画需要走入市场，会迎合买家创作，也会直接标价。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将过去只围绕士大夫阶层的文人画，推广普及到民间，文人画的题材由此扩大，有了世情温暖与寻常烟火。扬州八怪”也因此成为十八世纪中国画坛突破正统派桎梏的一股生力军，并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 政和三年（1113年）前，一位十七、八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经皇帝宋徽宗的传授指点，不逾半年便创作了一幅经典之作，它就是《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唯一一件传世的作品。时至今日，仍被视作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此作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中国的锦绣山河，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而900多年后，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书画专场以40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3.70495亿港元成交，创下该艺术家作品国内外拍卖的历史新高。这是一场跨越古今的艺术对话，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绿山水的无限魅力。

江西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山川秀丽，俊采星驰。秦汉以降，代有才俊，群星璀璨，文教兴盛，名士辈出。 她有着历史绵长的人文景观：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昏侯墓，“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滕王阁；她有着众多知名的自然景观：庐山、武夷山、浔阳江、鄱阳湖；她有着享誉中外的书画大家，钟绍京、董源、黄庭坚、八大山人、傅抱石等。

《诗经》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古人用鲜艳的桃花，比喻娇媚的新娘。 自然界的花朵， 最早与女子产生关联。 古往今来， 花之美丽常被用来形容女性美貌： 艳若桃李、芙蓉出水、花容月貌，如花似玉…… 或象征女性品质：兰心蕙性。 花卉也因其美丽而供养神佛， 或表达对佛法之赞叹与欢喜： 天女散花、天花乱坠。 进而被赋予吉祥寓意： 合欢蠲忿，萱草忘忧， 蟾宫折桂，杏园探花， 群仙祝寿，松菊延年， 玉堂富贵，利市大吉。 女人如花， 画中的女子如被观赏的“羞花”， 在男性的凝视下被物化， 女性与花有着天然的一体性，花开，花谢。 她——“花”，双重生命被诠释。

知友离别的情绪不仅促生了“送别诗”，也带动了“送别图”的创作，它们共同成为亲朋好友离别情感的记录。这种诉诸文字、图像的形式，最能寄托人们的思念，于是便成为这种场合最恰当，最有意义的赠别礼物。 在南宋时，送别图开始有了固有的模式，而为后世画家所沿袭。然而，有趣的是明代中期之后，画家开始寻求突破，探寻一种新式的送别图。

“潇湘”一词始于汉代。《山海经·中山径》言湘水“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所谓潇湘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潇”字作形容词，意思为“水清深貌”，“潇湘”即是“清澈而深邃的湘水”。另一种解释，“潇”字指“潇水”，“潇湘”即“潇水”和“湘水”的合称，“潇水”和“湘水”汇流于湖南省永州市，在中唐以后，“潇湘”逐渐取代“三湘”成为湖南的代名词。正是在“潇湘”的语义范围内日益固定之际，描绘湖南的“潇湘图”成熟发展。